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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职称晋升制度是公立科研机构激励科学家科研努力的重要机制和方法。但目前我国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存在的问题却十分严重。在职称评定中片面强调学术论著的数量但忽视论著的学术水平以及科学家晋升职称后的科研积极性下降是对我国学术研究机构职称评定制度的主要批评。

以上批评隐含的前提条件是，职称晋升必须以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为依据。但学术晋升的国际经验显示，世界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多以在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为学术晋升的主要标准。由此而引发的质疑就是:为什么职称晋升要以科研成果的数量而非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为依据? 科研成果的数量绩效是否能够恰当地反映科学家的学术造诣? 学术创新是否是科学家追求职称晋升的必然选择? 为此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职称晋升中科研成果的数量是判断科学家是否达到晋升标准的信号还是甄别其学术水平的有效方式?

文献对职称晋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不同晋升机制的选择及其对科学家科研积极性的影响、晋升标准的设置以及职称晋升与科学家论文发表绩效的关系。职称晋升机制是学术研究机构鼓励科学家科研积极性的重要激励方式，不同的晋升机制对科学家的激励作用有较大的差异。Olsen 等［7］的研究表明，与基于职位空缺的职称晋升机制相比，以学术绩效和科研能力为基础的职称晋升机制能够更有效地激励青年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并改善他们的论文发表绩效; Carmichael［8］则发现在学术晋升中采用终身教职的方式能够对资深科学家产生有效的激励。Ghosh和Waldman［9］在对比晋升激励和非升即走( up －or － out)激励机制的时候对美国的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采用非升即走( up － or － out) 晋升模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的观点是大学等学术机关采用非升即走( up － or － out) 的晋升模式是因为学术机关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不高，高级职称与低级职称科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差别不大，采用非升即走( up － or － out) 的晋升模式能够有效激励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并降低激励成本。Worcester［10］较早对学术晋升标准的设置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涉及在职称晋升中如何协调教学和科研( 包括论文发表) 绩效标准的问题。他认为大学应该鼓励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因此教学和发表论文各占一定比例的学术晋升标准是比较合理的。尽管如此，相关文献却发现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尤其是发表在顶级学术刊物的论文数量) 通常是影响科学家晋升高一级学术职称的关键因素( J. Parker［11］;Schultz，Meade 和Khurana［12］)，因而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受学术晋升中论文绩效标准设置的影响很大(Dennis 等［6］)。不仅如此，科学家与科研机构管理阶层对职称晋升标准中科研成果数量绩效重要程度认识的差异也会影响职称晋升机制的激励作用。例如Jolson［13］发现，大学教师将教学能力、学术潜质、科研及文献出版能力视为学术晋升位列前三项的评判标准，而大学管理当局则认为科研和文献出版能力是最重要的学术晋升依据，两者对晋升标准的认知差异严重影响了学术晋升政策对大学教师的激励作用。Tien，Flora 和Blackburn［14］对文献中关于学术晋升与科学家论文发表绩效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了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他们提出了学术晋升能够提高科学家论文发表数量的学术晋升激励假说和高级职称科学家具有更高与更稳定的论文发表绩效的学术晋升选择假说，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支持学术晋升激励观点，同时也未充分证实学术晋升具有选择性功能的假说。不过他们并没有对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

上述文献多集中于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分析职称晋升对科学家论文发表行为的激励作用，对职称晋升机制本身的研究非常有限，特别是未能对科研成果数量绩效在学术晋升标准中的突出地位给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因而也就难以说明职称晋升鼓励科学家发表论文和促进学术创新之间的差异，更无法有效揭示职称晋升激励科学家科研努力的机制性原理。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理论的视角提出了认识和研究上述问题的切入点，并以我国公共农业科研机构科学家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性探索。在基础研究领域，发表论文、争取课题等是科学家学术绩效的主要表现和载体，如何通过科学家的学术绩效对其学术水平进行有效甄别并因此而激励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既是公立科研机构职称晋升机制设计要达到的首要目标，也是科研机

构管理团队面临的重要挑战。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公立科研机构职称晋升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学术借鉴，因而也具有显著的政策价值。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学术水平是否适合于作为学术晋升的依据? (2) 科研成果的数量是否有助于区分不同学术水平的科学家?(3)学术创新是否是科学家追求职称晋升的必然选择? 本文首先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济学特征进行分析，同时重点探讨科研成果学术水平的不可验证性对职称晋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信号理论提出关于职称晋升中科研成果数量绩效的信号作用与甄别作用的研究框架;之后对实证模型设计、变量选择、数据来源等进行详细说明。然后本文将给出模型估计结果并对其进行讨论，最后是研究结论。

2 基础科学研究的经济学特征及其对职称晋升的影响

基础科学研究过程具有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特征，这些特征直接影响到对科学家学术业绩的计量和比较。

首先，科学家学术努力投入和分配的不可观察性。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投入的精力、智慧等努力要素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和计量的。同时，科学家如何在文献检索、实验室分析、论文写作等不同学术活动之间分配他们的努力外人也是不得而知的。

其次，研究过程与学术成果取得的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除了科学家自身的努力程度和学术能力的制约之外，基础科学研究过程更受到许多随机因素的作用，例如人类对生命机理和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认识局限、气候条件、学科发展甚至运气。因此基础科学研究过程和科研成果的取得就是不确定的。同时除了学术水平之外，匿名评审、刊物风格、版面限制甚至人情关系等因素使得论文的发表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受到生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影响，取得农业科学研究成果的周期更长，科研成果的学术、社会、生态和经济价值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表现出来并被学术同行和社会所认识和理解。

第三，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具有不可验证性和不可描述性［15］。作为新思想、新方法、新农(工)艺过程的科研成果的学术特征和学术价值无法准确地用文字表达出来。因此尽管学术同行可以对其加以认知，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一般不能被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从法律上加以验证和比较。

第四，学术成果评判和计量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学术水平的不可验证性导致科研机构只能根据学术同行的主观认知来对科学家的学术业绩做出评判，但受到对自然现象和学科进展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对科研成果认知的差异性等限制，学术同行对科学家学术业绩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同时评审结论可能还会因评审专家的不同而不同①，因而学术同行对科学家学术水平的判断也是不确定的。学术水平的不可描述性还决定了同行专家对学术水平的评价不可能是精确的。他们只能概率性地判断学术成果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但不能精确计量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当然也就无法准确评判两项4 科研成果之间学术水平的差距。

基础科学研究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科研努力的激励和学术业绩的计量与评判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极大地挑战，这些挑战对职称晋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学术水平难以成为科学家学术晋升的直接依据。既然科研机构对科学家学术水平的判断不是准确的、唯一的，不同科学家的学术水平差距就不能通过评议精准地表达出来。于是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容易产生关于学术水平认定的争议，而学术水平的不可验证性又使得双方的争议不可能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加以仲裁，因而解决学术水平争端的成本很高。假如科研机构以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为契约变量与其签订职称晋升合同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是一个不完全合同，因而也是一个无法执行的合同。

第二，学术晋升存在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学术水平推断的不完全性使得学术水平可能并不是决定职称晋升的唯一因素，希望晋升高级学术岗位的科学家还可以通过寻租等方式来达到学术晋升的目的，这样学术水平较低的科学家晋升职称的学术成本就大大降低了。于是，高学术水平的科学家要么也通过降低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来降低晋升的学术成本，并同样采用寻租的方式争取晋升;要么退出职称晋升的竞争甚至放弃学术研究。

第三，科学家在追求学术晋升的过程中可能采用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行为。一方面科研努力的不可观察性和学术成果取得的不确定性使得科学家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偷懒”，例如为晋升职称而选择创新水平不高、比较容易完成的研究项目。另一方面，学术水平的不可验证性还有可能导致科学家利用学术水平评价的不准确和不完全而采取抄袭、剽窃以及托人情、走后门等恶性道德风险行为。

由此可见，由于科研成果取得的不确定性以及学术水平的不可验证性，科研机构对科学家学术水平的推定就是不完全的。直接以学术水平作为职称晋升的依据会产生逆向选择的现象，科学家也有可能在争取晋升的过程中采取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行为。因此，学术水平不适合作为职称晋升的依据。

3 职称晋升中科研成果数量信号的理论分析框架

3. 1 科研成果的数量与科学家学术水平的甄别尽管学术水平具有不可验证性，但却可以被科学共同体认知和观察，因此在学术晋升的过程中科学家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传递其自身学术水平的信息，科研机构也能够利用相关信息对科学家的学术水平进行甄别。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科技奖励和专利等科研成果不仅能够被外界直接、清楚地观察到，其数量也可以被准确计量。因此科研机构通过科研成果的数量来推断科学家的学术水平就是可行的。但这样做的前提是科学家的学术成本会因其学术能力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①。为取得相同学术水平的科研成果，学术能力强的科学家花费的学术成本远低于学术能力较弱科学家的学术成本，因而学术能力较强的科学家所传递的学术信息不可能被学术能力较弱的科学家模仿。在此前提下，不仅科学家有激励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争取科技奖励等行为来传递自身的学术水平信息，科研机构也可以将科研成果的数量作为推断科学家学术水平的充分统计量。例如凡是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都可以被认为是学术水准比较高的论文，因此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就会对科学家的学术晋升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是科学家发表论文、争取课题和学术奖励必须要通过学术评议的环节，而学术水平的不可验证性意味着只能通过同行专家的主观评价来对学术作品进行评判。如果学术评议受到非学术因素的严重干扰，同行专家在评议过程中对利益关系科学家的照顾就会成为学术评议的“潜规则”，而不可验证性又使得“潜规则”难以被察觉和受到制裁，科学家学术成本的差异因而就不明显。这样不同学术能力的科学家都能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获取奖励，科研成果数量信号明显失效，仅凭论文数量的差异或是否获得学术奖励就难以区分不同学术水平的科学家②。如果科研机构根据学术论著的数量与是否获得学术奖励来决定科学家的职称晋升的话，那么不同学术水平的

科学家都可以得到晋升。这时科研成果的数量将不会对职称晋升产生明显的影响。本文的上述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命题A1:

A1 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职称晋升显著相关表明科研成果的数量能够区分学术水平不同的科学家;反之则意味着科研成果的数量不能甄别科学家的学术水平。

3. 2 科研成果的数量与科学家学术创新努力的甄别

科研成果的数量对科学家学术创新努力的甄别反映了职称晋升激励学术创新的有效性。科研成果的数量能否反映科学家学术创新努力的差异取决于在争取晋升的过程中科学家是否必然选择创新性的研究方向。以学术论文的发表为例，文献表明论文数量的增加和学术创新并不一定同步［23］。职称晋升对论文数量的要求可能促使科学家倾向于选择学术风险低或可能的研究结果比较符合正统学术观点的研究项目并因此而延缓学科进步和学术创新［24］。同时同行匿名评审的不完善以及随机因素也会使得有价值的论文被学术刊物拒稿［23，25 － 27］。所以高水平的论文不一定就能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28］，而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可能不全是高质量的论文［27，29］。因此科研成果的数量作为解决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信号发送和信息甄别机制受到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利用科研成果的数量对科学家学术水平和创新努力的甄别可能是不完全的③。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科研成果的数量仅仅是作为科研机构用于确定科学家能否晋升的工具还是甄别科学家学术创新努力的有效方式。如果是前者，那么创新研究就不会是科学家为争取学术晋升而采取的最佳选择，科学家不太会为了达到晋升的学术标准而有意识地从事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如果是后者，达到学术前沿的研究方向将成为科学家争取职称晋升的必

然选择。本文将通过分析创新性研究对科学家的职称晋升预期是否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来研究学术创新是否是公共农业科研机构科学家争取职称晋升的必要选择。本文用科学家是否会在未来三年内申请晋升职称的学术决策来表示其职称晋升预期。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如下的命题A2:

A2 创新研究对科学家职称晋升预期产生显著影响意味着科研成果的数量能够有效反映科学家学术创新努力的差异，否则就表明科研成果的数量只是确定科学家能否晋升的工具。A1 和A2 构成了本文关于分析职称晋升中科研成果数量信号作用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将根据该框架对我国职称晋升中科研成果数量信号的甄别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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